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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祖谦与浙东明招文化的力量(七)叶一苇
(2012-06-1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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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讲人:武义 叶一苇
(2007年10月15日上午 婺文化大讲堂第七讲)

一、浙东“明招文化”产生的缘由
1、吕祖谦母逝,到明招山守墓;
2、四方学者慕名而来问学;
3、吕祖谦安排讲学活动,自写教材《东莱博议》,采取灵活教学形式;
4、吕祖谦父逝,再到明招山守墓,继续讲学,学生增到三百多人。
二、浙东“明招文化”的形成
1、《东莱博议》用自己观点分析历史,引起以朱熹为首的“诸公”、“长者”的反对;
2、吕祖谦与朱熹对读史与读经问题的分歧;
3、明招讲学读史不读经,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;
4、社会上对明招讲学的舆论;
5、明招山讲学活动所反映问题,正是社会思潮的焦点,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思考,形成为浙东“明招文化”。
三、浙东“明招文化”的“重量”
1、一本《东莱博议》书的“重量”;
2、一次“顶风”的“重量”;
3、一个“讲堂”的“重量”;
4、开启一个“浙东学派史学”的“重量”;
5、一个黄金时段的“重量”;
6、发展一个县文化的“重量”;
7、一个吕氏家族墓群的“重量”。
四、结论:浙东“明招文化”是吕祖谦整个学术思想的精华。
引用语
(一)
《宋史》:“四方之士争趋之”。
(二)
吕祖谦教育、教学观点:“因材施教”、“勇于置疑”、“知其所以然”、“求同存异”。
“讲实理、育实才、而求实用”。
(三)
吕祖谦读史观点:
“后世自科举之说兴,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漠然不知……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下,委以天下之事,便都是杜撰。”《杂说》
分析历史是为了医治国家的“深痼隐疾”。
(四)
《博议》中写到《宋襄公战于泓》,揭露古代帝王的残酷。
《卫懿好鹤》:“玩一禽而失一国之心。”
《郑伯侵陈》:“天下之患,懦者欲一切不为;锐者常欲一切亟为。”
(五)
吕祖谦说读史:
“观史,当如身在其中,见事之利害,时之祸患,必掩卷自思:使我遇此等事,当如何处之?如此观史,学亦可以进,知识亦可以高,方为有益。”《史说》
朱熹认为:研究历史,必须从主观的‘天理’出发,学习历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做到:“合于天理之正,人心之安。(大意)
“学者必须以读经为本,而后读史,决不能以经史并重,尤其不能以史为本。”
(六)
吕祖谦在《东莱博议序》中说:
分析历史“理”、“乱”,为了医治“深痼隐疾”。
“予离群而索居有年矣,过而莫予辅也;跌而莫予挽也;心术之差、见闻之误,莫予正也。”
“幸而是书,而胸中所存、所操、所识、所习,毫愆发谬,随笔呈露,举无留藏。”
“《春秋》经旨,概不敢僭论,而枝辞、赘喻,则举子所以资课试者也。”
朱熹看了《博议》后说:
“向见(吕祖谦)与诸生论说之书,遣词命意,亦颇伤巧。”《朱熹年谱》
(七)
朱熹批评浙江:
“舍《六经》、《论(语)》、《孟(子)》,而道史迁,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;舍治心、修身而喜事功……大为学者心术之害!”
“婺州近日一种议论愈可恶,大抵名宗吕氏而实主同父,深可忧叹,亦是伯恭有以启之。”
“浙中近年怪论百出,骇人闻听,坏人心术:强者唱,弱者和,淫衍四出,而颇亦附于伯恭,当为深叹息也。”
“婺州自伯恭死后,百怪都出,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异底话,全然不是孔、孟规模,却做管(仲)、商(鞅)见识,令人骇叹。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,致得如此,又令人追恨也。”
(八)
史学家全祖望评论;
“明招学者自成公(祖谦)下世,忠公(祖俭)继之,由是递传不替……明招诸生,历元至明未绝,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……为有明开一代学者之盛。”《宋元学案·丽泽学案》
(九)
吕祖谦“论子路与管仲”观点变化例:
前——“盖管仲如已熟之荑稗,子路如未熟之五谷。五谷未熟固不及成熟之荑稗,至于熟岂荑稗之比哉?”
后——“固然是子路择术正,管仲主功利,然须见得子路力量不同……孔门子弟若论趋向,固非管仲可此;使他见用,却恐怕未必有管仲事业。学者看古人,要须看得至此。”
(十)
《宋史》评论吕祖谦:“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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